自從王兵被刑拘，社會上的輿論導向就發生了 180 度的逆轉，王兵當時被捧得有多高，現在摔得就有多狠，媒體們還帶頭上去踩上兩腳。

某些小報媒體為了博眼球，不僅起了非常夸張的標題，還把王兵見義勇為受表彰的照片掛出來作對比，曝光了他的所有信息，好像他們才是審判王兵的主體。

我沒有正面回答他的問題，而是給他一句安慰：

「你的家人正為你的事情四處奔波，你就別瞎操心了，到時候在里面好好表現，爭取早點出來。」

說罷，我不忍看他，整理情緒說了聲再見，便離開了看守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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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兵的妻子請了一名非常有經驗的刑辯律師為他辯護。

律師名叫劉君，經驗豐富，尤其擅長為重刑犯進行辯護。

劉君接受王兵妻子的委托后，找我復印了案卷，了解了王兵的案情。

劉君表示有信心為王兵爭取無期徒刑以下刑期。

劉君接下王兵的案子后不久，看守所突然傳來消息：

王兵在看守所里自殺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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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守所的監倉是大通鋪，內部有全天候 360 度無死角的監控，獄警 24 小時不間斷巡邏，并且，里面沒有任何能用以自殺的物品。

在看守所里自殺難于登天，王兵卻做到了。

那天晚上，王兵趁監友睡熟，將自己的衣服抻成一條粗繩，繞在脖子上，緊緊絞住，然后打了個死結。

人在瀕臨死亡那一分多鐘時間里，會本能地掙扎和發出聲音。

王兵為了防止自己瀕死前出于本能地掙脫，還把自己的雙手反綁住；為了不發出聲音，自殺之前，他將一條內褲塞進了嘴里。

我無法想象他自殺時承受了多大的痛苦。

王兵的枕頭底下壓著一封自白書。

他用斑駁血跡歪歪曲曲地寫下幾個大字：

對不起，我錯了，請放過我的家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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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我看來，王兵并不是一個會自殺的人。

記得最后一次見他時，他還問我會不會被判死刑，表現出了很強的求生欲。

后來我才知道，王兵搶劫殺人的案子被媒體曝光后，他家經營的汽修店關門了，徒弟們跑了，他的妻子被鄰居排擠疏遠，他的孩子們在學校里不僅受到老師的白眼，還被同學們排擠，被罵是殺人犯的孩子。

而王兵的遺書曝光后，社會輿論導向卻再次發生了反轉，民眾對王兵遺孀遺孤的惡意變為了同情。

另一方面，由于王兵在看守所內死亡，在律師劉君的幫助下，王兵妻子申請了國家賠償，賠償額有百萬之巨，他的家人又有了生活下去的指望。

沒有人再追究王兵家人的「過錯」，一切都隨著王兵的死亡而終結。

殺人案的犯罪嫌疑人死亡，偵查終止，我們依法撤銷了案件。

按說案子了了，大家可以松口氣了，但我心中始終有個疙瘩。

原因在于，整個辦案過程中，我們的關注點幾乎全都聚焦在兇手身上，而死者的身份調查卻被無意間忽視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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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年死者尸體被送去火化前，法醫留下了兩顆死者的牙齒。

牙齒保存在物證室的一個不起眼的角落里，王兵死后，才被我翻找了出來。

刑事技術人員從牙齒中提取到死者的 DNA 信息，并將 DNA 信息錄入到了 DNA 數據庫里。

DNA 數據庫里，一般只有死者和犯罪人員的 DNA 數據，除非尋親的家屬主動錄入信息，否則是不會有尋常老百姓的 DNA 數據的。

這起案子發生于 20 年前，那時候全國公安還沒有應用 DNA 技術。

我對通過 DNA 比對找到死者家屬這事兒沒抱太大希望。

但沒過多久，我就被狠狠「打臉」了。

系統中的一項 DNA 數據與死者的 DNA 數據匹配成功——死者家屬找到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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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中死者 DNA 數據來源于一位名叫李貴的農民，他的戶籍在南方某貧困縣的農村。

DNA 測序結果表明，李貴跟死者是叔侄關系。

李貴曾是一起強奸案的嫌疑人。

強奸案發生后，當地警方采集了李貴的血液，并與受害人內褲上遺留的精斑進行了 DNA 比對。

二者 DNA 不匹配，李貴的嫌疑排除，但李貴的 DNA 信息卻在系統里保留了下來。

我們跨越幾個省份，輾轉多日找到了李貴。

李貴 60 多歲，皮膚黢黑，臉上皺紋縱橫，雙手老繭遍布。

村支書把我們帶到李貴家時，李貴正提著一個土煙桿兒坐在自家院子里曬太陽。

村支書跟李貴打了個招呼：「李老爹，警察同志找你。」

估計是當年的強奸案把李貴整怕了。

一聽到「警察」二字，李貴的愜意一掃而光，取而代之的是滿臉的畏懼。

我直截了當地說明來意：「我們這次來是找您打聽一個人。」

隨后，我將死者的特征、穿著描述給李貴聽。

李貴思考了很久，才緩緩開口：「警察同志，你說的這個人，跟我當年失蹤的侄子李紅很像。」

詳細詢問下，我得知，李紅的失蹤時間跟死者的死亡時間幾乎重合。

基本可以確定，李紅就是那名死者。

李紅家里排行老二，有一個哥哥和一個妹妹，父親幾年前胃癌去世了，家里只剩下一個瞎了眼睛的老母親。